当地时间7月23日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开幕式上，国际数学联盟正式公布第二十一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中国数学家王虹与邓煜同时获奖。
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有两人获奖，并且两位数学家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
据央视报道，邓煜收到菲尔兹奖组委会的邮件时，正在看一本小说。他“松了口气”，读了一遍邮件，继续看小说。王虹被问及获奖感受时则说：“获奖挺好的……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
消息传开，舆论沸腾。社交媒体上，人们谈论天才、谈论天赋、谈论中国数学家攀登世界学术顶峰。
但当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数院”）1997级校友、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倪忆得知消息时，想起的却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学弟——北大数院2000级的陈琳。多年前，陈琳曾在BBS（网络论坛）上预言：“北大数学‘80后’的学生里必然有人获得菲尔兹奖。”当年的预言，最终在人们所熟知的“白金一代”身上成真。
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邓煜（左）、王虹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合影。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这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提供了一个比欢呼更复杂的视角。它提示人们：数学的价值从来不在那枚奖章，而在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信念里。
当我们放下对“天才”的浪漫想象，把目光投向王虹和邓煜身后那条漫长的成长之路——会看到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土壤”，让王虹和邓煜这两颗起点截然不同的种子，都长成了大树？
王虹，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出生长大。初中以前，在镇上的学校就读，高中考上桂林中学。16岁参加普通高考，以653分考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时，通过转系考试进入数院，成绩一直不算突出。毕业后去法国读硕士，其间一度转学建筑。2019年，她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并兼任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
王虹在2023年北大数学校友论坛期间作报告。
邓煜，广东深圳长大，就读于深圳高级中学。2006年高二时，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斩获金牌。2007年，被保送进入北大数院，两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201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持牌可查配资平台2025年，邓煜回北大作学术报告。
两个人，两种路径，最终抵达了同一个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相：数学顶尖人才的成长，可能从来没有“标准轨道”。
一方水土
“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
“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第一系。”1919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授予法国学者班乐卫（Paul Painlevé）等学者名誉学位的典礼上如是说。
同年，该校进行学制改革，正式将“门”改称为“系”。在厘定全校各系的秩序时，蔡元培依据上述理念，将数学系列为“全校第一系”。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楼
如今，北大的数学学科早已走过百年，给中国乃至世界数学界留下了无数星光熠熠的名字。深究起来，王虹、邓煜是这满天星斗中又一组耀眼的星光。
百年荣光的延续，靠的究竟是什么？
“北大数学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数院教授张平文曾用一句话作答。或许，这正可作为理解北大数学学科人才培养逻辑的钥匙。
保护，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宽容上。王虹转到数院，并非孤例。2001级的肖梁来自物理学院，2002级的丁剑来自信息管理学院，2006级的高紫阳来自工学院……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往下写。
这套转系制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18岁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试错、迷茫，但不会被某一次“选错”定义一生。
如果说制度决定了“土壤”的宽度，那么老师则决定了“土壤”的厚度。
今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前夕，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专访了邓煜、袁新意、谢俊逸、鲁剑锋、庄梓铨、沈俊亮等6位即将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数院老师对自己的塑造。
袁新意记得，田青春、高峡、杨磊三位老师非常愿意和学生聊天，“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鲁剑锋将谭小江、蓝以中老师的课程视为“受益一生的基础训练”；沈俊亮跟随许晨阳老师起步代数几何，“只要有问他的题，他很快就回复，而且回答都特别有帮助”。
邓煜对北大时期最深的记忆则是陈天权老师的数学分析课。“他的讲课方式和教材都很有特点，让我学到了很多。”大二时，邓煜又跟随刘和平老师学习调和分析，“虽然当时没有做出结果，但这段训练非常重要”。尽管只在北大待了两年，但邓煜充分肯定自己的学习成效：“总体而言，北大的学习为我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
这些回忆来自数院不同年级的校友，他们又分别研究不同的方向，而指向的却是同一件事：北大有一批老师，愿意在学生的成长上投入时间。
制度和老师之外，还有一股看不见却可感知的力量——同学之间的“共振”——构成了这片“土壤”的温度。
数学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的孤独跋涉，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倪忆曾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学生们不是从老师那里学习，而是彼此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正是北大数学人才经常扎堆在一两个相邻年级出现的原因。”
2000级的袁新意把同学视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数院讨论班像熔炉一般，让他从“比较内向、比较胆小”变得“很自信”。2001级的鲁剑锋同样如此。作为高考进入数院、没有竞赛背景的学生，他坦言刚入学时“总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身边的同学“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人，他们的思维和对数学的理解都非常高”——这大大激励自己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2009级的沈俊亮则回忆，本科时他和同学们“常常自己组讨论班，读不懂也硬着头皮啃”，大二时甚至跑去许晨阳老师办公室要求开设代数几何讨论班，尽管那时“连概型、层、正合列这些基本概念都还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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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激发，从本科一直延续到学术生涯。邓煜认为自己“不适合‘独狼式’探索”，“有些最初不成立的关键思路，就是在讨论中逐渐完善的”。王虹也曾在接受北大官微采访时说过类似的话：“相互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
一次对话可以改变方向。2018年与扎赫尔·哈尼（Zaher Hani）的交流，让邓煜重新思考波湍流问题，几乎同时岳海天又问他是否对Gibbs测度感兴趣。“两个项目几乎同时启动。现在回头看，我此后这些年的许多工作，都可以追溯到当时几次看似平常的交流。”
一个提问可以串联起一群人。刚从北大数院本科毕业的宏果（化名），曾在学院110周年校友论坛里带着一道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题请教王虹和袁新意。“他们看了一下说，黄皓老师可能会做这个。”他就发邮件给当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黄皓，很快收到回复——一篇十几年前的文献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初入校园的我大为震撼。数学家在解决问题之外，也扮演着‘神经元’的角色，把知识传递给更多数学家。可能是跨时空通过文献传递，也可能是现实中的口口相传。”在宏果眼中，这正是数学研究的日常。“而北大提供了全国最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尤其对于本科生而言，这样的机会无比珍贵。”
2026年1月，邓煜（左）、王虹（右）与丘成桐一起出席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
类似的故事，在另一条线上也发生了。2025年，王虹回北大作讲座，韦东奕连续3天坐在台下。王虹和约书亚·扎尔（Joshua Zahl）关于三维挂谷猜想那篇127页的论文发表后，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支验证团队，由田刚院士倡议、苗长兴教授牵头，韦东奕与庞逸轩博士作为核心成员，撰写了详细的验证报告，确认了证明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在公众视野中，韦东奕是“韦神”。但在北大数院的日常里，这只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同行验证。
一粒火种
“不做老师布置的题，只做自己想做的题。”
如果说北大提供了“保护”的“土壤”，那么在王虹和邓煜的成长中，还有一个更早的阶段值得关注——中小学时期，给予了他们什么？
邓煜的小学与中学，是一线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缩影。深圳高级中学教师冯跃峰，是邓煜数学路上的一位关键引路人。2001年，邓煜在一次数学选拔考试中以70余分排名第12的成绩入选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
“平心而论，这样的生源当时并不算理想，仅就深圳市而言都比较靠后，更不敢说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冯跃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但他没有因此降低要求，而是为邓煜制定了一套长达5年的培养计划：开展“难题征解”激发兴趣，初高中统筹规划，知识多次螺旋式再现。
初二时，邓煜在“难题征解”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优势——许多题目只有他一个人能给出解答，而且见解独到。冯跃峰决定从初二开始对他进行单独培养，提前上高中课程。先按课表一对一讲授，后阶段每天上午整个半天训练，下午准备题目、批改解答，整天超负荷运转，常常连续工作到深夜。时间不够，冯跃峰就安排周末和寒暑假把邓煜带到自己家里义务培训，一直坚持了5年。
初中毕业时，另一所学校多次登门邀请邓煜，给出优厚条件。邓煜的父母这样回复：“我们知道选择的并不是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相信选择的是最好的教师。”
一位好老师，可以为学生一生的成长埋下火种。
来自广西的王虹，道路则完全不同。13岁考入桂林中学时，她的成绩排在年级百名之外。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唐年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对媒体说，自己很早便发现这个比同学小两岁的女孩“积极回答问题、敢于发言讨论，常找老师请教”。王虹有一个习惯：每学期开始前，已经自学完整个学期的课本。她不做老师布置的题，只做自己想做的题。
在很多学校，这样的学生会被视作“不守规矩”，但唐年华没有纠正她。他接纳了这种“不按套路”的学习方式，让王虹用自己的节奏往前走。
这种“不被纠正”的自由，恰恰构成了另一种教育智慧——它允许一个孩子在没有外部标签干扰的情况下，与数学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
高中三年，王虹的成绩冲进年级前十，后来考入北大。
如果说冯跃峰是把火种递到邓煜手里的人，那么唐年华所做的，是让王虹手里的火种不被吹灭。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曾评价王虹在北大时期的表现：“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但也许正是这种“不被纠正”和“不被看见”，让她没有被过早定义、分类、定向。
菲尔兹奖颁奖前夕，倪忆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普林小虎队”上发表了《王虹、邓煜和北大数学：顶尖人才的成长需要怎样的土壤？》一文，直言：“数学竞赛最重要的作用是选拔数学人才，其次是让少数有天赋的孩子提前接触比学校课程更有趣的数学内容。至于通过数学竞赛来培养数学家，那实在是想多了。”
王虹和邓煜的成长路径充分说明：真正有效的基础教育，并非标准化的加速，而是对个体学习逻辑的尊重与呼应。
“像山顶的一盏灯”——王虹的获奖，让北大数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任可嘉想到这个画面。“她能激励更多女生树立信心，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和喜好。”
一种尺度
“我对文章的要求比较高，相应地，论文数量也会少一些。”
欢庆属于王虹和邓煜，也属于中国数学界。但有些问题值得继续追问：王虹和邓煜的路走通了，但中国数学教育的质量，不仅仅以山顶上有几个人来衡量。
王虹和邓煜证明了一件事：高考和竞赛都能完成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任务。但“能完成”不等于“足够宽广”。倪忆列出了一串“非典型”数学家的名字：华罗庚，最高学历是初中；拉马努金，在印度极其孤立的环境中自学；琼·伯曼（Joan Birman），41岁才拿到博士学位；佩尔西·戴康尼斯（Persi Diaconis），做了十年魔术师才走进大学；多米尼克·马尔达格（Dominique Maldague），练芭蕾出身，从社区学院起步。放在今天的选拔体制下，这些人的路几乎都走不通。如何让更多人“被看见”，是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入口的问题关乎“谁能进来”，尺度的问题关乎“谁算优秀”。后者也许更值得追问。
邓煜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如何长期保持高质量产出”时说：“我对文章的要求比较高，相应地，论文数量也会少一些。”他的标准是“少而精”，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往往鼓励“多而快”。
倪忆则想到了北大数院教授范后宏——他专注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一流数学家。然而在如今的大学体系里，这样的老师“很难得到能够与其贡献相称的评价”。
一个发了顶刊的学者是人才；一个愿意每周花几个小时陪本科生讨论数学的老师，同样是人才。一个健康的数学生态，需要科研的突破者，也需要教学的守护者——前者攀登高峰，后者点燃火种，二者缺一不可。
评价尺度的问题不止于一个人、一个机构。如果把视野从一个人拉远到一个国家，同样的问题也成立。王虹和邓煜的获奖，让很多人欢呼。但倪忆的判断要冷静得多：“本土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拿菲尔兹奖，才真正象征中国数学进入第一梯队。”不过，他也坦言，“按照这一趋势下去，相信不久就会有本土博士生独立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
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受邀作45分钟报告的中国学者中，就有一位全部教育经历都在国内完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席南华现场见证了邓煜和王虹的获奖时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荣誉最重要的意义，是让菲尔兹奖“不再高不可攀和遥不可及”。“对世界来说，这也意味着中国数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迈向数学强国。”
也许，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追问“下一个菲尔兹奖得主是谁”，而是开始关心“每一个热爱数学的年轻人能否被看见、被保护、被激发”——那才是中国数学教育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刻。
邓煜在接受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采访的末尾，被请求“对北大数院的学生说一句寄语”。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是否认可你、成绩和结果最终会怎样，这些事情并不完全由自己控制。但只要你所做的是真正喜欢的事情，能够享受思考、探索和研究的过程，那么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回报。”他说。
邓煜在芝加哥大学讲课。
“能有一个从小坚持到大的事业，值得。”接受采访时，宏果也谈到类似的话。
站在山顶的人和还在攀登的人，说出了几乎相同的感受。
邓煜收到菲尔兹奖获奖邮件后继续看小说的那个下午，和宏果在北大校园里到处找老师问问题的那些日子，本质上也许是同一件事——被一个学科深深吸引，愿意把时间花在里面。
这种吸引力不需要用奖章来证明，也不必追问“会不会被看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就这么走进来，留下来。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以下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BICMR微信公众号、深圳高级中学官网、央视新闻、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桂林晚报、极目新闻）
本文作者 | 中国教育报记者 张滢
图片来源 |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视频来源 | 新华社
责任编辑 | 杜润楠配资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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