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第二届“纪念胡乃武教授教育基金”颁奖典礼暨CMF中国宏观经济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一、宏观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
我是1987年免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胡乃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面临困惑：胡老师的研究方向是宏观调控，而我在南京大学硕士阶段主要研究产权、国企改革等微观问题，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既不想离开胡乃武教授的宏观管理研究方向，又不想放弃我在微观经济领域方面研究的积累。如何能够兼顾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向呢？我在文献检索中发现，宏观和微观之间长期存在脱节：微观经济领域流行新古典经济学，通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讨论了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达到均衡时还存在非自愿失业，形成了宏观非均衡分析框架。用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很难在逻辑上解释宏观非均衡结果，但这两套理论长期并行。围绕这一问题，我将研究方向确定为如何为宏观非均衡重新构建微观分析基础。文献中包括贝纳西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以及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论》，他们都是从微观层面讨论宏观非均衡。最终我的博士论文选择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为宏观非均衡重构微观分析基础，题目即《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
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又用一年多时间做了大幅修改，在胡乃武教授推荐下被选入“经济科学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又从“经济科学文库”中精选一批优秀著作重版。2016年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我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有幸入选。时过30多年，当初写的博士论文还能被在学术界有很高地位的商务印书馆重版，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重版前我有些纠结，要不要修改？毕竟当初学术功底尚浅，且讨论的是基于价格双轨制的宏观非均衡问题，修改似乎有必要，但我一直认为基于学术逻辑的命题、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不会因研究背景的变化而丧失学术价值，而且对原著进行大幅修改就不再是我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了。因此商务印书馆版只进行了错别字修订，保留了原有研究状态。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Robert E.Hall）与迈克尔.伍德福特（Michea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所谓微观基础，就是从家庭如何消费与储蓄、企业如何生产和定价出发解释总体经济。
霍尔探讨了消费决策的微观基础。他认为，如果消费者已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合理安排未来消费，那么只有新的此前无法预料的信息才会使他们改变原来的计划，即消费的“随机游走”性。其政策含义是，一个可预期的政策，可以在宣布或被预见时改变微观主体行为，不一定等到正式实施时才带来新的调整。伍德福特将前瞻性家庭、企业定价与货币政策规则系统地连接起来，建立了一套具有明确微观基础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从微观上回答央行如何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结论：宏观经济由无数个家庭与企业构成，宏观政策要发挥作用就必须理解这些微观主体的选择行为。稳定经济的宏观政策，既要改变当下的收入和融资条件，也要使人们相信政策能够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从微观视角解释宏观现象，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微观主体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忽视这两个方面，宏观政策很可能落空。这也与我当时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视角具有一致性。
二、从微观视角解释内需不足
我们不能就宏观谈宏观，而是需要从微观视角分析内需不足的原因。当前一个明显现象是宏观和微观脱节，表现为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不一致。宏观GDP增长约4.5%—5%，但微观主体普遍体感偏冷，经济中的积极因素无法顺畅传递到内需和微观主体，具体表现为1-9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7.2%，消费低迷。
针对内需不足，如果回避微观问题，只是一味加大总量政策刺激力度，效果未必理想。总量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增长逻辑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增长较快，与快速工业化密切相关。快速工业化有三个重要推动因素：一是改革红利，解决动力问题；二是开放红利，解决市场和资金问题；三是人口红利，彰显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较好的成果分享机制。工业化首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及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使很多人获得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又提高了农民收入，并与城市化过程相伴，不断提升消费需求及优化消费结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又产生资产效应，改善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提振了信心，进一步激发投资与消费。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助推器作用，行政分权、GDP驱动、招商引资和财政分权叠加房地产发展，土地财政随之形成，进一步推动投资需求，形成内需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循环。
这种格局在2008年以后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外需下滑，我国的经济下行更多源于结构性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动能逐步衰减，如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衰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越过刘易斯拐点后，若要进一步转移，更多需要以家庭迁徙为基础，而农民市民化以及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尚未完全准备好。工业化面临资源、环境、生态等条件的约束，所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房地产进入收缩，特别是2021年以后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折点。
增长路径变化后，原有成果分享机制也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步伐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转折点，就业岗位创造减少，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家庭消费；房地产逆转又通过资产效应，使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变差，预期减弱，投资与消费下降。企业投资除了考虑投资成本（利息）外，还要考虑产成品市场的供求状况及利润回报，供强需弱的市场格局、价格低迷、内卷式竞争，预期转弱下对利率不敏感，从而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土地财政收缩、地方融资平台压缩以及地方债务压力，使不少地方出现财政困难，也削弱了地方政府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能力，进一步加剧市场总体低迷。这些变化构成了当前内需不足背后的微观逻辑。
科技领域虽然表现亮眼，但科技板块占GDP的比重大约为18%，受益群体相对有限。大量就业人口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就是实体经济和传统服务业。增长路径变化后，实体经济与传统服务业更易受到市场低迷的影响，而超过80%的劳动者在该领域就业，因此其消费能力受到明显影响。增长路径演变并非中国独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同国家都可能不同程度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后，增长路径往往会发生变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微观思维，不能就宏观谈宏观，而应从微观视角解释宏观经济运行背后的逻辑，才能找到宏观治理的有效措施。盲目加杠杆、盲目增加财政投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元股证券:ygzq.hk三、提振内需的微观思考
针对当前内需不足，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是必要的。短期内增加投资，特别是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是最直接的方式；同时还要盘活存量、做优增量。随着周期性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我国的宏观政策已经逐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事实上比较积极的货币政策，但宏观政策刺激效力边际递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单靠宏观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问题，还需要从微观入手，寻找弥合宏观非均衡的微观措施。
（一）推动增长动能转换，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既然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增长路径变化及成果分享机制的演变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那么通过增长动能的转换及增长路径的重塑来构建新的成果分享机制就是提振内需的重要措施。我们应该看到，传统增长动能虽然衰退，但仍有发力空间，包括人口质量红利、结构性改革红利、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与此同时，还要形成新的增长动能，特别是依靠创新驱动和经济转型。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单独出台文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对于未来构建新的增长路径至关重要。要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增长动能转换可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能稳定与提升潜在增长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二）构建就业友好型增长模式。
在构建新的增长路径过程中，需要建立就业友好型增长模式。旧的增长路径下形成了一套成果分享机制，从旧增长路径转向新增长路径后，与之匹配的新成果分享机制尚未形成，需要让广大群众能够分享发展成果，这是提升消费的微观基础。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分化是全球性难题。以AI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革命性意义，但科技板块受益群体相对较少，无法单独拉动整体消费；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和传统服务业相对低迷，而这些领域的就业人口占比超过80%。因此要构建与新的增长路径相适应的就业优化与红利分享的配套体系，这也是和党中央一贯坚持的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方针相匹配的。
当前消费不足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和服务业中的那部分劳动者群体，这个群体收入不足，消费能力自然受到制约。银行中的大量超额储蓄与这些群体关系不大。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让更多劳动者分享AI引发的科技进步成果。可以搭建全民AI教育培训体系，设立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的技能转型补贴制度，探索科技产业收益调节机制，并试点企业、行业用工保护规则。不能任由AI自然淘汰劳动者，需要针对这一变化作出前置性安排。
发展高科技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实体经济、稳定传统服务业。不能让饭店不断关停、大型超市持续萎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也要通过新型工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这对于稳定就业、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十分重要。
从宏观政策看，还需要从“投资于物”更多转向“投资于人”。这一转变已经提出两三年，但效果还不够明显。当前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和评价标准，大部分仍按照“投资于物”的标准来度量，“投资于人”的效益指标没有在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于政府而言，投资一个看得见的项目更容易被评价，而“投资于人”的效果往往不那么直接，因此“投资于人”政策落地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及考核体系的变革。除了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投资于岗”，通过财政资金直接创造岗位，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长路径变化会带来分享机制变化，需要构建新的成果分享机制。微观层面的就业和收入改善后，消费才能形成，消费形成后，投资也会随之改善。
（三）稳企业是稳就业的关键
稳就业的关键是创造就业岗位，而创造就业岗位的主体是企业，因此提振消费首先要稳定企业。
场内股票配资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解决激励和约束问题，由“你让我干”转变为“我要干”。核心仍是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考核机制要有助于企业和管理者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要鼓励创新，让真正干实事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得到激励。
2、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绝大部分分布于实体经济与服务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目前承受了较大的内卷式竞争、上游产业的成本转嫁、利润收窄甚至亏本运营等压力。需要从政治、经济的高度认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困难。目前需要加大以下措施：(1)产权的有效界定与保护；（2）健全市场基本制度，完善市场准入，维护平等竞争；（3）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3、发挥地方政府在提振投资与消费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在提振消费和投资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一方面要解决意愿问题，使地方政府愿意干、敢于干；另一方面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这既涉及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也涉及中央财政体制改革，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事权的划分，提高化债的效果，解决地方财政普遍亏空问题。考核体系应进一步优化，鼓励地方勇于干事。在当前阶段，可以适当强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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